Huang Z’ming
《模范公民》是必要剧场2010年的杰作。
历史永远是统治阶级的战利品。沉默的羔羊只有任人宰割的份。而所谓知识分子的一厢情愿，是否能扭转乾坤，或只会落得个自欺欺人，那就有待时间的见证了。政策是随时可以改变的，问题是顾全哪一方面的利益为重。但大家别急，还没切入正题，先说个故事。
国会议员被一个清洁工人刺了一刀，事因该名男子申请跟一个印尼女佣结婚不被批准， 这样的想象并不算太出位 。在必要剧场的近作 《模范公民》里，这只是故事的伏笔，尖锐的课题还在后头。剧中三个女演员所扮演的故事人物，一个是受中文教育的议员太太(吴悦娟饰)，一个是令她同情又不爱同情的印尼女佣(Siti Khalijah饰)，一个是受英文教育，娘惹血统出身的女佣雇主(Karen Tan饰)。她们代表着新加坡三个不同族群，由于语言和文化的隔阂，经常鸡同鸭讲，以至互相猜疑，但身为女人，她们又有着某些共同点。而最重要的是，不论各人的出身，她们之间的斗争，体现出了阶级矛盾中上流社会专政，多数压制少数的“现实规律”。
本地多元语言的话剧表演，其实也不算罕见，但这部剧作有其独特“偏门”的历史角度，是值得一记的。其中，议员太太的人物形象可谓最引人注目了。她象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混合体，年轻时出身于南洋大学，充满社会理想，现在却变成一个盛气凌人的暴发户，一方面对外族劳工采取不屑的态度，显露出自大的文化优越感，另一方面又掩饰不了内心根深蒂固的自卑感(别人转用英语针对她时，她的反应仿佛是：干嘛用红毛话压我?)。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她冒出一句：这个国家属于华人，我们的富裕靠的是华人的本事，不是你们这些人。而最令人喷饭的是，她梦呓般地说：不如新加坡和中国合为一国好了。这个人物的对白实在可能带来一点误解，或许有些人听了这些对白，会忍不住气，要为上一代的华校生伸冤：以前念中文大学，推崇中文的，不等于就是沙文主义！(只讲英语不谙中文的华人，也不见得就没有种族歧视，道理一样。) 老实说，笔者看必要剧场排练这部话剧的初稿时，也在怀疑剧作家Haresh Sharma是否对本地华人社会的理解有所偏差，不知道其实新加坡华人有一定的本土意识，即使中国来的移民再多，也不可能单纯地说谁被谁同化掉。(实不相瞒，笔者也为这一部话剧的翻译工作提了一些意见，算是半个局内人，但Haresh实在是个深不可测的高人，不到最后一分钟也不知道他葫芦里卖什么药。)后来正式演出时，听见另一句台词，才知道他和导演 Alvin Tan的用心良苦。为女佣求情的雇主Wendy跟蔡太太针锋相对的时候，批评她这种上流社会人士只懂得取笑那些‘没本事’的人，最终说了一句：不管有权势的人属于哪一民族，讲哪一种语言，都同样会千方百计地，设法保住自己的地位。一语道破！
一个受英文教育的土生华人家庭，社会地位竟然没有受中文教育的来得高，根据新加坡几十年来的现实经验来说，当然是天方夜谭。但这样的人物设计，用意正是要令人发挥一下想象力来反思一下。Wendy的角色在戏里所代表的不仅仅等于某一个族群，而是一种追求公正平等的无私信念，她不但不限制女佣外出的自由，还教她如何装扮；为了女佣的男朋友被控蓄意伤人一件事，又自告奋勇地去向蔡太太求情。这跟蔡太太有钱有势，便忘了年青时代当‘自由捍卫者’的理想，恰恰成了一个的对比。可惜的是，虽然Wendy做好事不象蔡太太那样只是为了能保佑自己下一世能够得到好报，但反而更像是一种纯理性甚至机械化的行为，跟自己的感情脱节。她自己的儿子有着更理想化的情操，还是个翁山淑枝的崇拜者，但只会梦想为自己的偶像谱曲，不懂得怎样为自己的前途或理想找出路，最终走上疯狂自杀的悲剧路途。Wendy始终不理解问题出在哪里，是否自己对儿子太过苛求，只能为自己另找精神寄托。
说到外劳，Wendy对于女佣的信任，又未免太过天真。其实Melly确实是Off Day便出去卖身的那种。戏里对她的描绘毫不忌讳，演员的诠释也挺大胆。她一面换衣，一面跟朋友聊天，大谈如何卖淫，披露自己有了男朋友追求，还在为这里的华族臭男人提供口交服务；另外一幕，还边谈电话，边拿药物塞入阴部止痛。这样的人物设计的确出乎意料，剧本里没有刻意地塑造出一个伟大尽责的女佣形象，来博取大家对外劳的同情。女佣说的一句话，却很直接了当，引人深思：她只是想有钱买自己要买的东西；难道她出身不好就没有这一点资格吗？其实戏里的三个女人都跟每个人一样，盼望着能够有个归宿，有个立足之地，难道说某一个族群就比别的族群够格，别的就该滚到别的地方去？
剧中关于华校生的描写，自然是令人始料不及的。我刚听说必要剧场想了解一下南洋大学毕业生的经历时，一直期待着看他们会怎样为南大生‘平反’（该剧团本身也曾经被英文报章抹黑，无辜打为‘左派’）。没想到话剧宣传照里梳着江青式发型的，居然成了个极右派的反面人物，或者更准确地说，有点精神分裂，仿佛在暗示一些以往被视为‘左派’的华校生，必须出卖灵魂来谋求生活，或者说被迫刻意地把过去痛苦的历史一页从脑海中磨灭掉，跟着社会的趋势走。戏里面谈起南大的那两句对白也很妙，简单地说，意味是：何必旧事重提？蔡太太作为南大毕业生，最主要的故事是她小时如何受家里的熏陶，热爱中华文化，还常跟妈妈去上海书局，而后来身为中文源流的科学教员，如何得恶补英文以适应新加坡七十年代淘汰旧华校的新政策。她必须改用英语来讲解牛顿的物理定律，譬如说：每一道作用力，都有一道相等但方向相反的作用力。但这段对白很明显地也是在暗喻不同族群之间的关系，而且像是在引述宗教研究家Karen Armstrong为追求世界大同所倡导的黄金定律：待人如己。
当然，过去在南洋大学的学生，从刻苦求学到毕业出来求职的经历，都有过一段辛酸的故事。南大毕业生在六七十年代当教员的薪水和星大毕业生比较起来，曾有一段距离。南大常发生学生被请去‘喝咖啡’，也就是受内部安全法令的秘密警察盘问的事件，有些人还被同学怀疑是‘专业学生’，个个敬而远之。在大学参加过中文合唱团的毕业生，因为有亲左的嫌疑，要找一份政府工更不容易。但象这一些有关南大生受委屈的故事，自然不是一个英语剧团所能够娓娓道来的，也不是这个剧的使命了。其实即便是本地的中文创作，对于南大这个课题，似乎长时间以来都在交白卷。要是这样就真奇怪，难道这一段历史只有政治角度，而一论及政治，这里的文人便只能撰个无字天书？个人今年去观赏华艺节的时候，看了昆剧《桃花扇》，不禁惊叹明清那个年代，象孔尚任一个文人竟敢写出那样缅怀前朝的故事来。那个年代是动不动可就闹杀头凌迟，满门抄斩的，新加坡就算有过文字狱也绝不可能相提并论。这样的冒死精神可以说是令人钦佩的，但又或许恰恰证明了搞历史文学的未必需要等到改朝换代才出来抒发个人情怀。大概是人们经历过动荡，一年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罢了。说起来，本地最近就有一个年轻电影导演 Boo Jun Feng，以五十年代左派工潮学潮的故事为题材，登上了康城影展的殿堂。虽然能不能称得上本地版的《悲情城市》，暂时还不能下定论，但这绝不是偶然的，我们狮城对于以往的历史，看来已经慢慢从沉睡中苏醒了。
历史归历史，事情总得看正和反两面。当前，我们这个南洋岛国正因为教育部考虑降低母语在小六会考的比重，而闹得沸沸腾腾，仿佛成了本地华校生自南洋大学关闭以来最大的危机。但从民众力挺母语的反应来看，这对华文界来说也许不尽是一件坏事，或许倒是置于死地而后生的一个机会。然而，我们是不是应该再进行一点辩证思考，把事情看得更全面呢？首先，为什么教育部会摆出架式，要拿母语来开刀呢？开始不是已经说得很白了，因为这样的话学生可以有更多选择的空间，母语不好的不需要受到累赘。即使大胆地说一句，母语对下一代的教育是可有可无的，这样的说法有错吗？新加坡本来就是靠英文起家的，一个西方投资家的风水宝地，要是没有英文作为交流工具，这小小岛国会有这么繁荣吗？平心而论，当年南大就算没被‘解决’掉，也必须进一步改革，以配合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需要，算是华社对国家的奉献了。或许我们又曾经梦想过，借双语政策来成为中西方的经济桥梁，可是现在中国人都学会英文了，而且在这里求学，脱颖而出的高材生一箩箩，迟早本地土生土长的都会怀疑自己的‘种’是否不好，慢慢会被淘汰，那也只好顺着适者生存的规律，反正内地过来的人才也会交税，政府也要对他们付责任。而他们辛苦特意把孩子送过来念书，为的是什么？看中的正是这里英文为尊的环境啊。总之，我们要务实的话，就别再对母语执着了（说了老半天，其实指的是华文跟华语，因为我们有些人老母讲的是粤语，有些人老母讲的是福建话，有的是潮州话等等，只是后来运动喽，讲华语喽，当然，也不用哭父哭母，反正文字是统一的），中文会在别处茁壮滋长的，在这里也许本来就是昙花一现的假象。
以上所说的是以国家的前途出发。要是以学生心智发展的角度来说，象我个人属于双语政策那一代的产物，自然从没感觉多学一种语文就妨碍了别的科目（就连说方言也从没觉得干扰到我学习华语）。少学一种语文对我来说等于少了一种技能，好像是摆着双手不充分利用，情愿四肢用来走路，变成人类退化论了。教育部可能有些专家另有一套理论，但料他们也不会出来交代，毕竟理论也是随时可以改变的。再说，降低母语比重也可能是纯粹说一说，给大家一个话题讨论而已，真要减轻学生负担大可以从教材和测试方法下手，根本无需如此张扬。
其实，说到底，大家执着的还是一个‘情’字。感情可以决定我们给自己的定位和取向，以至我们诠释历史的视角。对一些人来说，过去的华校生代表的不仅是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也是一种纯朴的生活情怀。有些人还会缅怀本地五六十年代华校生那种关心社会，敢怒敢言的精神，兴叹那个时代的荡然无存。当然，也有身历其境的人会觉得那只是过去的一种梦想。而跟华校生缺少共同语言的，或是对华语没有深厚感情的，更对此难以理解了。因互不了解而漠不关心，甚至心存偏见，这是举凡世界各地的典型情况。族群之间没有文化之间的交汇，就只能要求各族群获得公正平等的对待，除此之外就是井水不犯河水了。这次母语签名活动，有一句宣言，便恰好反应了我国多年以来的分而治之的种族和谐模式：“我们是关心母语教育的一群人，坚信母语或任何语言，不论华文、马来文、淡米尔文，甚至英文都必须得到应有的尊重与公平对待。我们热爱母语，就像热爱我们的母亲。”原理上说是没错的，但实际上说到母语这个问题，不同族群所面临的挑战都不一样。华人在新加坡基本上是占了绝大多数的民族，理论上说，要是强横起来，大可以逼其他民族都学中文，就如S.H.E.所唱的一样，让所有人都“认真听话”。只不过这里的地理环境跟政治情况和中国的江山不一样，何况新加坡由于原是个殖民地，很多人在西方文化熏陶下自然觉得外国的月亮比较圆，而真正热爱中文的大约只是整个布局里的小兵，即使知道将军的话不一定对，一向也不敢啃声。至于马来人，他们要是生长在马来西亚，自然是占优势的，在新加坡所受的优待却只是象征性的，有很多低收入家庭。这十几年来很多公司，不管是工厂或零售业，都要求‘双语’（中英文）人才，所以他们找工作更难了（有的公司还指明不请戴头巾的回教妇女），政府说他们唯有通过教育提升自己。这次对于降低母语比重的问题，马来教师总会所提出的最大担忧是马来学生以后不能靠马来文成绩升上中学了，显然民族尊严早在其次。而印族方面，已经是超过半数家里讲英语的，本来嘛，印度文化就很复杂，不是每个人的母语是淡米尔，有的是北方的兴地语或旁遮普语，要跑到特定的中心才能上课，南方还有马拉雅兰语等等，连上母语课的门都没有，印度人一般不靠英语，是完全无法在新加坡立足的。所以在‘母语’这个命题之下所取得的共识，未必这么简单，只是我们国民都太习惯了用单纯的CMIO模式做考量。
无独有偶，本地最近还有至少另外一出话剧触及种族偏见及文化分歧的话题，即Spell 7的《马来亚史诗》，通过一名华族男子与廖内群岛原住民通婚的故事，带出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那里的Orang Laut(海民）堪称为最早的道地马来人，他们是渔民，原过着岛与岛之间自由漂流的生活，谁料六十年代，南洋新马搞独立，他们传统的家园突然遭分割，结果有些人归印尼也不是，归新加坡也不对。很多人原本没什么信仰，可是乡村突然分裂成基督教与回教两端，亲戚朋友之间都被迫作出抉择。这个源自多元艺术家 ZaiKuning 的剧本，表演方式有点特别，是用了不同种族的演员来演绎一个人的口述历史，借此巧妙地表现了文化疆土间的界限往往是人为划定的。要是拿这个剧来跟《模范公民》中演员紧扣人物，突出种族隔阂的写实处理方式做个对比，正好给人带来一种启示：追求和谐的社会，应当两个角度并存，前提或强调大同，但实际应用的时候必须同中求异，讲求尊重。
另外，刚落幕的本地版《动物农庄》也蛮有意思。一般人只以为乔治·奥威尔原著小说所讽刺的就是共产主义，其实故事里涵盖的内容很丰富，不限任何体制，毕竟全世界的专权政治以及愚民政策都同出一辙。野米剧团这回的表演，所嬉笑怒骂的是当权者朝令夕改，瞒天过海的伎俩，还尽情搞笑，让农庄动物时而唱圣歌，时而唱爱拼才会赢，这些我还不觉得怎么特别，但有两个部分是值得玩味的。第一，为政的猪给观众撒下四种官方语文并列的传单，写的是“四只脚好，两只脚更好”的口号。然而，语文怎么多也掩饰不了口号的空洞和造假。第二，原被逐出庄园的动物公敌，那个英国农夫最后又出现了，而且洋人穿起唐装来，那个叫做拿破仑的革命猪头也站起来做同样装扮，两个人又握手又作揖，敌我不分了。有些观众看了或许会认定这是在讽刺后殖民主义的二毛子行为，我却觉得未必得这么看。现在全世界都变得后现代了，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有资本主义特色，那就别再谈意识形态和什么主义了。我觉得现在新加坡的问题是处在后现代时代，还死用着现代主义的民族分立模式。身份证里分四大种族的一栏，早就该废除了，因为我们身为草民，谁都可能是别人眼中的‘其他’。人生在世，有起有落，整天被人分高低贵贱已经够烦了，穷人还得再分种族来救济？要不就灵活一点，有些人的身分证，可以报是“小娘惹”，那样母语就可以不是中文了，岂不两全其美？这可不是气话。
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建立的宗旨大抵可以分为两种，一是族裔民族主义（Ethnic Nationalism），一是公民民族主义（Civic Nationalism）。新加坡打着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旗号，那自然应该是后者，不分言语宗教。可是我们对自己的身份和方向，总是有点混淆。我们要是自命为亚洲的文化堡垒，目的为的是什么呢？为了抗拒西方价值观吗？那大可不需要母语，讲洋话也还是可以教儒家伦理的三纲五常，什么君臣父子，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其实，作为华人在新加坡根本是不用怕生存受到威胁的，因为单凭肤色，人就多的是，现在连这里的印度餐馆，厨房助手都是中国内地来的呢。只是说，人不是单靠吃饭活着的。是不是新加坡不分种族文化的公民概念又讲得太多，导致国民的文化认同，只建立在经济成就的骄傲上?假如我们的国家讲求的是功利主义至上，那就干脆别讲文化讲品格了，“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只能当笑话来说。可是这也是很危险的，万一经济水平变成唯一的生活标准，没钱没地位的可能跑去联络所闹着国会议员没完没了。你能叫这些没本事的穷人别烦着国家精英吗？再逼下去闹革命了怎么办？还是偶尔谈一下文化好，文化跟宗教一样，可以作人民的麻醉剂。只要心里尊崇母语的一派满怀着希望说，华校生的精神是会死灰复燃的，那一切都无所谓了。不过，面对历史遗留下的孽债，是否还得实事求是呢？黑猫是可以染成白猫的，但香蕉不可能突然变芒果，首先最好把阿莲阿花教育好，让她们登上大雅之堂。华校生怎么就是沙文主义，这过去和未来的历史还等着大家去改写。新加坡的种族和谐，是否只靠“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来维持，这也等着大家去探索。就这么多了，至于什么世界大同，消除种族歧见，这里大概谈不上了，留给联合国专家去研究吧，我只不过是个新加坡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