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新的新加坡经济里创建工作和企业 – 思路的转变

陈如斯

陈如斯 (Tan Jee Say) 是新加坡民主党的候选人，竞选荷兰武吉知马集选区。从1979至1985年，他担任过贸易和工业部的主管，领导过经济和人力资源的规划。从1985-1990年，他主要的公干是为吴作栋的首席私人秘书。在1990年，他进入投资银行，随后接任基金管理等职衔。毕业于牛津大学，修读了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也是证券及投资学会特许资深的会员。

第一部： 目前新加坡的经济增长模式出了什么差错？

不稳定

近几年来，新加坡经济的波动变得更不稳定，随着经济周期波动变得更加突出更明显。新加坡经历着过去15年三个经济衰退（1998年、2001年和2009年）。其实介于在1965和1995之间的30年里，1985年的衰退波动很明显的相对比较是最大的反复无常，持续更长时期的失业，导致了更低的成长。

生产效率低

新加坡近几年的低劳动生产效率是个特别的统计现象，虽然是个结果，但它不是我们的经济表现不佳的原因。政府从80年代初，用提高生产效率为主要经济战略是个古老和不盛切实的策略，就好比如把卡车放在马的前头，就像是本末倒置的做法。过去30年的低生产率无法提高，难道生产力理事会的号召运动没用无法生效吗？相反的，我们应该集中在经济政策上思考。因为它是错误的经济政策，新加坡太过于注重和严重依赖外国非技术和低技术工人，导致了压低劳动生产率。

不可持续支撑性的制造业

最主要使经济反复无常和不平稳的波动就是制造业。它促进了过去50年由政府作为其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支柱。这战略在第一个20年中取得成功。然而，由80年代初开始，它演变为约束了新加坡的运行表现。虽然新加坡制造业蓬勃发展，制造了繁荣的竞争优势、土地、劳动力就比较减少，竞争优势和技能却又供不应求。制造业只能通过新加坡政府的资助工厂、土地、空间和廉价的外劳动力就秩序不断流入来提倡劳动生产力，以及慷慨的免税假期和其它津贴来维持。

这样三十年的经济扭曲推迟，延误了新加坡的经济调整。我们可负担不起和不应容忍进一步持续的浪费资源。有两个因素衡量制造业。第一，大部分优秀学生不首选阅读本地大学和理工学院修读工程系。这一趋势预示缺乏创新的潜力，是’复杂制造’业的不良好前景预兆。其次，两者相交比下，新加坡人会比较乐意在服务部门中工作，而制造工业方面的工作会没那么舒适良好。如果没有一个乐意和优秀的劳动力，那可能以这持续的方式在复杂制造业中得到成功？

哪些服务行业面向未来？

服务业是新加坡的未来。以专业服务为焦点，我们可以兴旺为区域的服务中心。在1960年时代新加坡进入大规模的制造业时，我们已是个充满活力的商业大都会。其它地区在这项目也同时进步了。所以要保持和持续这联户的相关，我们必须开发成为一个完整集中的服务核心，以最佳最完整的服务业奉献给整个领域。它应该是基于在知识内容的方案，将新加坡最佳实践的教育和经验显出优势，然后更好的发挥。这正确的服务方向必须是不利用也不触犯区域的敏感性。我国这2个巨大的赌博娱乐场就是个错误的服务业活动。

经济发展不仅是关于制造就业和经济收入的成长。它该有道德观，否则我们不妨把新加坡变成个卖淫活动核心或毒品的分配中心，这将会带来无限的经济财富。所谓经济发展是用一个被承受和能持续的方式来开发，并且使用人力资本导致正派和值得的物品或服务。另一方面，赌博娱乐场是个软弱的选择，建造在人的弱点上来赢取利润。他们毁坏工作概念，并且导致残破的家庭和其它社会问题。应该关闭赌博娱乐场，以便新加坡可驱逐恶习的繁荣例如赌博，卖淫或者毒品药物的活跃; 至此之外，新加坡人才能再次高扬着往高尚的道路取到一个光荣的经济发展和繁荣。

要补偿关闭赌博娱乐场的经济损失，需要进取开发我们当前擅长提供的服务，才以便最快的速度产生经济回归。例如介入岸口的服务、运输连通性、财政机关、教育和医疗保健等。有个良好的基础设施使我们感到骄傲，但是在教育和医疗保健的差隔远离太过差异，实在不乐观。一旦这些填补，拉拢距离，新加坡才将有个健全完整基础，供应福利的进步和优良的生活水平给人民。这才能充分的发展基础设施运用，而且有附加容量满足区域的需求。

第二部： 一个$60亿的国民振兴再生计划

建议设立一个庞大的的国民振兴再生计划，陆续推出6项再生资金以每项$10亿在以下领域进行：

1. 产业再生

   提供资金给现有的制造企业，协助转移入服务或调迁他们的制造过程对邻国，特别是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以便他们可以在靠近家属，不必迁移太原，充分利用新加坡的公司服务如会计、法律与金融企业服务，从而促进了新加坡作为一个服务中心的发展，因而贡献对新加坡的发展作为服务业的区域核心。

   如果现有的制造企业能有益的继续生存就要和其它业务企业一样，没有从任何国家机构里得到特别优惠。例如租金补贴、税收优惠或特别拨款外劳配额等的特别分派的话，那就不必被淘汰，而且应该允许他们保持。但不应该给予新的激励措施或奖励。

2. 企业再生

   主要是供给有创意产业商业投资的年轻新加坡人与知识和信息型经济的世代和开发有关; 个人的创造力，技能和才华驱动产生力和利用知识产权的这些活动，有很大的创造潜力、财富和就业机会。他们是21世纪的企业，能牵引发展，涌出并且擅长又受过良好教育和旅游过各地的年轻新加坡人。

   我们应该用我们的资源来支持和推动它们在世界舞台上。通过提供津贴$1百万起动，这$10亿资金创造至少20,000到30,000的新加坡就业机会，并且引起其它事务为提供的服务例如会计，公司秘书，开户和财务、法律和公共关系企业。

3. 学校再生

   教育年轻人的关键在于给对孩子注意。没有两个孩子是一样的。每个孩子是独特的。只有个人注意力可以带出他们最好的。这需要更小的每班学生人数，使教师处理学生少，从而可以知道他或她的学生密切，正确地辨认找出他们的弱点和长处，并帮助他们正确地相应。

   不幸的是，30到40年前到如今，学校平均每班人数一直保持相同不变。我们应该由一半减少班级人数，15至20个较小的班级规模，比较弱的学生班就要更加少学生。这意味着增加一倍，即现有的资源，培训师资，建设一个3.0万另外300名左右的学校。

4. 医院再生

   新加坡是远远落后于其他第一世界在医疗保健的关键指标的国家，我们有每万人口只有32张病床，约一半的58个高收入国家病床的平均数目。每17万人口的医生相比，平均医生28日在其他高收入国家，53名护士和与他们的81接生婆。以达到第一世界的规范，这$10亿元的基金,将用于在未来5年内再新增8500名在公立医院床位和加倍的医疗人员数目。

5. 公共社区再生

   重建一个与新一代多层次使用的商务社区园和办事处。每一间屋子、整合与学校、医院、诊所、日间护理中心、儿童和老人和其他公共机构互联，以便出使就业工作和服务也更加贴近人民。就业不足的家庭主妇及健康长者便可以利用自己的就业机会，包括兼职工作的同时还具有采取照顾子女的时间。这将有助于减少对外国工人的需求。工作场所来回时间也会将减少，并且节约运输费用和家庭的宝贵时间。当地社区将重新启动并重新焕发活力，再次成为繁华的活动。

6. 家庭再生

   要解决出生率下降和萎缩的压力，必须减除家庭抚养子女庞大的费用。这是一大部分家庭规模收缩的根本原因。这些费用将不仅限于培养孩子的早期几年，而是在他们的生活中作为受抚养者直到三重机关，是从整个家属生活到高等教育机构。措施应包括每月100-300元的现金补助，减免全部学费直到大学水平、免费医疗和康健津贴给于母亲和儿童的福利、改善工作母亲的产假、引进更好的陪产假条规和更多的日间护理中心的优良条件给于儿童以及在居住附近的年迈长者。

这6项振兴再生基金，会耗资$60亿和5年的时间，政府是负担得起的。在最近五年，从2005年至2009年，政府每年的预算案显出已积累了大量盈余。盈余总额$106亿，足足有余，以超出全国国民振兴再生计划的规模。如果需要资金，这是一个健康的平衡，留给未来的需要，不需增加税来资助整个计划。

淡马锡投资控股还可以提供资金的振兴和再生，因为它们会占用淡马锡的投资组合为市场价值的三分之一的$186亿。这可通过非战略性投资或在上市公司，逐步出售直接出售可列为战略投资股份。政府从商业部门的撤出，将会是新加坡的企业文化的发展和产生积极的影响。然后，我们将能走向一个公平竞争的私人公司，作为一个成熟社会的领域，相称的水平。真实的天分涌现，只能在公平竞争和拥有强大的人才环境中现出。

结语 – 为可持续发展固体碱

新加坡要开发成为一个综合服务业核心为区域，必须至少5到10年的时间。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新加坡必须运用庞大的投资于扩大其物理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上。 这6项振兴再生基金和由此产生的区域综合服务中心，将能确保未来的5年，而远远超出了可持续的就业时机，为新加坡人和国民企业的机会筹谋。

第三部： 提高新加坡人的生活水平

最低工资和工作福利 – 只有运用最低工资制度才能给于我们的工人一个体面和有尊严的工作生活。一个所谓的最低工资的负面影响是危言耸听的。实际经验中，在已经实施了最低工资制度的国家里，超过90％都有最低工资制度的某种形式的运作。采取这制度将能确保新加坡工人，而不是短期的改变或对外劳的薪金削减。最低工资更优于在减少外国劳工流动和征税。征收较高的税，就是直接提高雇用外国劳工的成本。但这些税的增加是添入政府银库，不是添向工人的福利。最终，雇主还是需要付出更多的钱来拥有相同质量的工人。

另一方面，更高的工资能吸引素质较高的工人。因为它会直接给雇主更高的利益回收，从而有助于提高整体生产力水平。该工作福利收入补助（WIS）是最低工资的蹩脚替代品，因为它代表了微薄的数量（约每月$83）。这是由政府支付用纳税人的金钱，因此不会伤害到雇主。所以雇主可以快活的继续雇用廉价的外国劳工。这运作形式，保护和提高了转移支付雇主的盈利能力和扩大了贫富之间的差距。而这利害关系是来自纳税人的钱充实，而不是雇主。从1998-2008年10年之间，最贫穷的百分之20%左右的家庭平均收入下降了百分之-2.7%，从$1,309下降至$1,274的底线。但在百分之20%富裕家庭平均收入却增加了百分之53%，从$12,091升至$18,472的高水平。

收入不平等 – 当成长停止增长

近年来，收入不平等的问题演变得更坏。 新加坡的基尼系数(不平等的测量方案：收入不平等措施从0到1.0以0代表完全平等)在2002年从0.428上升到2007年的0.471的距离，已考虑到政府的回收和纳税[26]。这些数字比中国(0.447)更糟糕，把新加坡投入了“同盟中”与第三世界的恶劣的发展中国家例如“菲律宾(0.461)或和危地马拉国家的(0.483)比率。 其它富裕亚洲国家，例如日本、韩国和台湾有更加欧洲风格的基尼系数如0.249，0.316和0.326的字数”[28]。新加坡不是早已“毕业”了？从第三世界到第一个世界的当前吗? 新加坡不该在“同盟中”与恶劣的发展国家里，而该与其它富有的第一个世界社会同贡吗？

发展经济学家的传统智慧是，经济增长将“细流掉下来”，造福于穷人。这确实是真正早期阶段的新加坡经济发展。但特别是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新加坡人失去了工作，尤其是年老者。而那些有经验的工作者的实际收入渐渐下降。国内生产总值的确有增长，也已经流淌下来。但却流经过新加坡工人和绕过他们能够以更低的水平与更便宜的外国劳工。

这不足为奇，一半以上或高达三分之二，在2010年创造了112,500个新职位里，被外国人受惠了。最低工资制度会停止职位向外滴溜给更便宜的外劳。至于有关“S”和“E”的就业准证，并不需雇主支付出公积金（虽然“S”准证的规定税费少）的外国人。一个均衡费用应判处这些雇主，以平等对待新加坡专业人士的领域。

生活费用指数和政府预算盈余

所有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就是提高个人的生活水平。最低工资将有所帮助。但生活的成本已蔓延攀升到实际收入，进口价格一直下降，居民消费价格却上涨，已造成国内恶劣的局势。主要因素是因政府所实施的政策对于劳动力、土地、住房、交通、公用水电费、消费税（商品和服务税）、教育等等，直接影响。这就是一个主导的作用。这些政策大大推动和增添了政府库房，而普通公民却大幅方式的作出此贡献，抵消了较低的进口价格，可以理所当然的期待在一个开放的经济生活有利的影响到。这就必需予以纠正。

我们可通过政府使用价格机制的基本调节的哲学和实践调控公共业务供给和需求来作个检讨。当所有公共业务的需求上升时，政府本能反应是提高它的价格为了挫伤需求。使用价格机制是没有道理的，并且是假装为对巨大的政府预算节余年复一年，贡献了的收支的上升。 电子道路 (ERP)收费系统，到处快速的跳出许多闸门，速度如比插入式即野生例子，到处突然出现。虽然我们可以理解和接受利润为主的民营企业所使用的定价机制。但我们期待一个更高的道德目和有实施行政措施的政府。从构想和实施管理措施满足公开的需求，无需选择提高价格已方便执行政策为理由。 提高价格是最后的选择，必须经过深谋探索后，并且用尽了其它方案，才于考虑用此措施。

应该立刻执行一个全面检讨政府收费与立即采取措施，探讨定价机制是否已被滥用到只是为了收入的目的。如果是这样，应该毫不迟延作出纠正措施。我们可从豁免基本食品的商品及服务税，并减少所有其它货物和商品的消费税，最终完全取消这项税务的征收。这将帮助遏制公民的实际收入，特别是在较低收入人士，并最终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这不是经济的发展的宗旨吗？巨大的政府财政预算有过剩的盈余，在过去多年的积累，已足够提供政府的缓冲。减少或消除消费税，无需担心它会导致不必要的预算赤字税收。事实上，庞大的预算盈余的持续，录得年复一年，意味的是政府过分征税，远远提高它需要提供公共服务上的应求，不断曾添了政府的收入，超过了人民所能付出的限制和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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